【贵阳诗歌沙龙第4期】诗歌需要传播平台亦需要门槛

世纪之交以来，随着互联网的逐步成熟，中国诗歌进入到一个广泛的传媒写作时代。诗歌写作、诗人状态、诗歌传播、诗歌的专业媒介及其他媒介、诗歌的相关内部与外部活动构成了一个有机的动态的整体。也可以说，近30年来诗歌媒介的发展与发达，是诗歌文化的一个明显表征。如何看待这一既熟悉又似乎陌生的因果变化？9月14日，由贵州二十一世纪诗歌研究中心主办的贵阳诗歌沙龙第四期专门以“当代诗歌传播及其他”为主题，进行了研讨。

研讨会由诗人、诗评家赵卫峰主持。来自文艺理论界的专家学者与来自毕节、安顺、铜仁、贵阳和重庆、昆明的诗人代表、诗歌纸刊、自主出版、网站、微信平台编辑等一起参加了交流。

和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纯文学媒介的萎缩相反，当代诗歌媒体越发壮大，除10余家公开的全国性专门刊物外，另有近2000家民办诗歌纸质传播物（一般称为“民刊”或自主出版物）不定期、长期、或短期地“内部交流”着，与因特网络上的各类诗歌板块一起穿越时空，交相林立，共同构成了新时期中国诗歌传播的特有景象。

在贵州，《山花》的诗歌栏目保持前沿内涵与专业引领作用，《端午》诗刊秉持类型化精品化倾向而别具一格，综合性报纸如贵州日报及各地州市报副刊、贵州民族报周刊、贵州都市报专刊等多年来以专版形式，呈现和推进了区域诗歌创作，各地市文学组织主办的《夜郎文学》《梵净山》《杉乡文学》《安顺文艺》等及《水城》《银杉文艺》《万山红》《石阡文艺》《威宁诗刊》《草海》《乌江》等上百家区县刊物星罗棋布，构成了本土诗歌传统土壤。近年来，贵州作家协会网微信平台与网站同步，多彩贵州网及各地市区县文学网纵横交错，有力地促进了诗歌文化普及，在此之外，尚有如《诗歌杂志》等数十家自主出版、民办诗歌报刊和上百家诗歌新媒体平台百花绽放，去年以来，诗人西楚创办的华人头条贵州诗歌频道面向全球华人，颇具专业影响力。

相对而言，如今数字化传播虽然导致传统纸媒作用与影响力势微，但并不意味着取而代之。《大荒》诗刊主编、80后诗人孙守红就此专文介绍了办刊心得及对当下中国民刊的立足和发展体会。他强调一份诗刊必须保持独立性、坚持有为的诗学倾向，才能办出特色办出精彩。在一个网络覆盖、抖音嚣张、手机疯狂和纸质阅读日渐式微的时代，纸质媒介的存在是一种坚守，不能像速成的新媒体平台那样对大众一味迎合。

而诗歌本身是需要传播的，已创办9年的《壹首诗》主编蒋能则偏向于诗歌刊物对大众的亲近。一份诗刊就是一个诗歌人脉圈，他说，中国大部份诗人都是从民刊出发，依托民刊推介，并随着民刊与诗界的不断交流与融合而逐渐步入诗坛。因此，“大众性”首先是诗歌媒介生成考虑的基础环节。诗歌民刊姓“民”，具有民间性、独立性、试验性，是诗歌人气的聚集地，是诗歌文本的训练场。

显然，数字化及自媒体平台的应用对诗歌传播是积极有效的，同时对诗歌本身的伤害也是不可低估的。在当下，“诗歌”概念进入大众视野，往往依附于一些诗歌事件、活动，却偏离了文本。对此，贵州省核心专家、评论家颜同林教授认为，诗歌传播既不能与大众拉大距离，又需要对症有方良策，任何时代，文本都是最根本的保障。他举例说，贵州诗歌的选本现象，就是一个对诗歌质量鉴别、经典性选拔的有效尝试，同时也是对区域诗歌的矫正。

这种矫正，无疑是针对问题、需要多方合力的。铜仁学院教授孙向阳就传播的泛滥导致的诗歌表面的流派林立、宣言遍地现象进行了批评。他以为，“命名”是诗歌进程的一大特色，也是一种传播策略，但必须经得住时代、时间的检验，诗歌及文学研究者应理性而科学看待种种传播乱象，不被轻易被传播左右。文艺美学博士、贵州师范学院副教授颜军指出，文学批评也是一种重要的传播途径，新的批评，更应立足于寻找和判断新的未被经典化的诗歌文本，而不是反复围绕早已被经典化的旧作，进行安全性的拉锯学术工作。总体看来，当下的批评落后于创作，欠缺以往的前瞻，这一缺项必须尽快补上。

编辑必须是一种重要的传播的把关环节。对此，贵州省文学院《贵州作家》副主编徐必常，诗人、重庆商报副总编辑禄兴明等与大家进行了编与写的交流，对作为传播的特殊承载方式的诗歌活动的创办提出了建议。“当我们在谈诗歌传播的时候，我们在谈什么？”贵州作家协会网总编魏荣钊联系自己关于诗歌的编发体会，指出网络传播的茁壮使诗歌写作欠缺打磨，传播的乐趣与存在感使写作者容易陷入另种急功近利，不少诗作呈现出粗浅。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事实，传播之盛，也表明越发多的传播平台容易成了短平快的诗歌草稿本。

如此，就诗歌而言，“把关”或门槛愈加重要。评论家、贵州大学教授刘剑在发言中说，艺术本身就具有“媒介性”，诗歌的开始本身就有传播特性，传播繁茂的今天是诗歌的好时代，同时也增加了更多更新的难度，传播的泛滥考验着出版及报刊编辑、评论家这类专职专业的“把关人”，比如商业需要、大众化需求会使门槛降低，也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更会对大众对诗歌的阅读审美判断造成“骚扰”。

互联网究竟对诗歌做了什么？虽然暂无法量化，但它二十多年来塑造了80后、90后与往不同的诗歌思维，这一变化的是非因果必须正视和客观辨识。对此，诗人洺雁提出拒绝“主动传播”，一个严谨的诗人首先应有“保质”意识。而无论如何，在文化多样、大众传媒与可视化媒介盛行的当下，诗歌传播的旺盛、自在散放和多样存在无可厚非，但需要警惕的是，诗歌的传播不一定与艺术及审美个性、精神独立性和新价值观的更新建立成正比。就此，参加研讨会的90后、00后代表诗人芒草、邹海瑶、王近松、宋荣娅、卢酉霞、张东、麦客等联系自己创作与阅读体会，分别就诗歌的体制内刊、校园文集编办、自媒体写作与传播、诗歌图书出版等方面进行了发言交流。

无论传播时空如何变化，“对于诗歌，传播只是一种器一种工具和技术，我们最终都会必须回转到诗歌本体上来”，否则诗人就会因“被传播改造”的而被动创作。赵卫峰在总结中如是说。经济基础变化使诗歌传播变化，特别是互联网的渗透介入，使诗歌文化种种基因性特征也潜移默化产生了渐变，也使当下诗歌传播呈现出一些持续性的“尴尬”：一是传播的日益重要使诗人和诗歌写作有了或多或少的媒介依赖；二是诗人对传播的本能要求使写作的雅俗界线逐步模糊并导致了诗歌文化的持续混乱；三是诗歌的传播与传播的诗歌不是一回事。以上“尴尬”的合力显然又使诗人存在状态与创作质量、诗生活与诗文化圈更多泥沙俱下的复杂性；自律的诗人应该对于传播这把“双刃剑”保持理性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