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诗歌沙龙第7期】当下并非经典诗歌与诗人出现的时代

7月26日，由贵州省21世纪诗歌研究中心、《21世纪贵州诗歌档案》书系主办的贵阳诗歌沙龙在被疫情中断半年后重启，来自贵阳的部份诗人和高校学者围绕“诗歌的经典与经典的诗歌”这一主题，就经典何以成为经典、该如何判断诗歌是否经典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

80后诗人、法学博士吕敬美在肯定“经典”对于后进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认为“经典”也并非坛子一样封闭而是敞开的，对它的认识也应以多元渠道视之和进入，汲取与怀疑同步，所谓主动的“扬弃”。对海子颇为推崇的90后诗人、文学硕士杨雪也认为，“经典”是长期修改的结果，它也包括自我的修改，以趋于自我的丰富与完善。

阅读是靠近和自我发现“经典”最必须的环节，那如何在经典中发现经典呢？诗人潘利文认为，阅读的方式除了正读，应该也可以有误读、反读，换言之，“经典”的确立本身也是建立在“反经典”、包括怀疑的反复过程中的。诗人、贵州师大副教授刘海也认为，对“经典”要先持怀疑反思态度，时间证明着一些文本的经典性，也会让诸多所谓“经典”在重新审视后呈现可疑与虚妄。

谈及“经典”的典范作用，诗人西楚说，诗人并非是可以轻易被诗界潜在标准或学院尺度排除的符号，如汪国真对一代读者与写作者的启蒙意义是不容忽视的。他强调说，诗歌文体的特殊性使诗歌文本成为“经典”更需要时间，而人为地制造“经典”现象，是短暂和不应该的。

“人造经典”现象是否集中体现于诗歌奖方式？获各类文学奖的诗歌与诗人，能否算作相对的经典诗人？他们与他们的写作是否真正能够代表一个时段或时代？文学博士、诗评家王辰龙通过自己对中国年度诗歌状况的观察总结认为，现今的选本及结集出版、期刊发表、评奖并不能有效达到经典筛选的效果，反而一些民间或学院诗歌奖有时因纯粹而更令人信服。他建议说，对于新经典文本与诗人可以期待，时间的“审查”则更为严格，应更“保守”和耐心一些。

如果诗歌评奖、诗歌评论与研讨、诗歌选本类是“经典”常见的筛选方式，那教科书或工具书则一种最重要的“经典”的塑造、树立和推介途径。贵州民大副教授张思源在发言中说，高校关于文学与诗歌的经典文本推介虽然有种种限制因素而不可能面面俱到，但一代代研究者、教育工作者的努力至少使大中小学教材的文学类范本总体合理、相对科学，因此应该感谢和肯定。

赵卫峰在总结发言中表示，谈及“经典”，约定俗成的印象总是今不如昔，中不及西，这些现象是值得探究的。这些观点虽不完全正确，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遍存在的献媚式写作，既媚俗又媚雅，更媚“体制”需求与要求。这种规定性写作、安全写作、发表体式写作，长期影响和制约了文学写作与文学阅读的气象和格局。“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也许当下这代人都无法写就经典的诗作，成为经典的诗人，但对‘经典’这个话题保持关注和思考是持续必要的。”赵卫峰说。

都市新闻记者 赵毫

贵阳诗歌沙龙：当下并非经典诗歌与诗人出现的时代 2020-07-28

7月26日，由贵州21世纪诗歌研究中心、《21世纪贵州诗歌档案》书系主办的贵阳诗歌沙龙举行。沙龙由诗人、诗评家赵卫峰主持，以“诗歌的经典与经典的诗歌”为主题，贵阳地区部份诗人和高校学者参加了对话交流。 　　按一般理解，诗歌及文学的“经典”概念是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关于“经典”的标准、检验和作用则因时因人因地而异。这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诗歌话题之一，对它在意，其实亦表明对“时间、空间、人”的反复审视。 　　“经典”的标准既相对固定，又始终动态和有可塑性。经典何以成为经典？与会诗人们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80后诗人、法学博士吕敬美在肯定“经典”对于后进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认为“经典”亦非坛式的封闭状而是敞开的，对其的认识也应以多元渠道视之和进入，汲取与怀疑同步，所谓主动的“扬弃”。这过程也意味着辨识。或说是一种持续的双向“修改”。对海子颇为推崇的90后诗人、文学硕士杨雪也认为，“经典”是长期修改的结果，它也包括自我的修改，以趋于自我的丰富与完善。 　　阅读是靠近和自我发现“经典”的最必须的环节。对“经典”的理解和消化，则体现出阅读方的主动辨识与主体性意识。诗人潘利文认为阅读的方式除了正读应还可以有误读、反读；意即“经典”的确立本身也是建议在“反经典”的、包括怀疑的反复过程中的。他认为现当代诗歌更多的情况是有“经典”性文学且是部分式文本，但基本没有全面式的“经典”大诗人。贵州师大副教授刘海亦认为，对“经典”要先持怀疑反思态度，时间证明着一些文本的经典性，同时由于精英标准、体制认定、民间共识等多方面尺度的差异，也会让诸多所谓“经典”在重新审视后呈现可疑与虚妄。 　　对波德莱尔极为推崇的刘海认为，在既有经典中去模仿去寻找标准，是一种惰性思维，也会让人焦虑，现时生活环境是动态变化的，较好的阅读方式，是不预设标准。90后诗人柳小七联系自己的读写体会，亦认为阅读应该多样和跨界，不仅是文学与诗歌，“经典”的阅读可以是各种学科的典范文本。这类似是一种“上台阶”的认识进步与视野拓宽。90后诗人侯森瀚举例说，十年前诗人聚会谈论研究的诗歌对象，十年后依然提及，如策兰、萨特，而研谈却在深化。他认同这种“逐步”以至于“进步”的常规方式，即经典等于同一种阶段指向与方向。对“经典”认识的阶段性自然而然，对于写作者终归是有益的，就此，诗人西楚认为如汪国真并非可以轻易被诗界潜在标准或学院尺度排除的符号，汪国真对一代读者与写作者的启蒙意义是不容忽视的。他指出，诗歌文体的特殊性使诗歌文本成为“经典”更需要时间，而人为地制造“经典”现象，是短暂和不应该的。 　　“人造经典”现象是否集中体现于诗歌奖方式？诸如获各类文学奖的诗歌与诗人，能否算作相对的经典诗人？他们与他们的写作是否真正能够代表一个时段、时代。与会诗人对此亦进行了谈论。传播环境与“经典制造”间关系又如何呢？文学博士、诗评家王辰龙通过自己对中国年度诗歌状况的观察总结认为，现今的选本及结集出版、期刊发表、评奖并不能有效达到经典筛选的效果，而一些民间或学院诗歌奖有时因纯粹而更令人信服，这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当下科技发达，信息传播环境茁壮实则又圈囿多样，标准也更紊乱，并非有助于良好诗歌及文学生态的建设。对于新经典文本与诗人可以期待，时间的“审查”则更为严格，应更“保守”和耐心一些。赵卫峰亦认为，在当代中国诗歌现场，倾向于靠近于经典性的诗歌创作是存在的，但时代在进步，要求也在提高，后来者面临的难度其实与先行者一样大；总体看当下并非经典诗歌与诗人出现的时代。 　　如果诗歌评奖、诗歌评论与研讨、诗歌选本类是常规和大面上的“审查”或筛选方式，教科书或工具书则一种最重要的“经典”的塑造、树立和推介途径。贵州民大副教授张思源在发言中说，高校关于文学与诗歌的经典文本推介是始终和用力的，也是可以肯定的，虽然有种种限制因素而不可能面面俱到，但一代代研究者、教育工作者的努力至少使大中小学教材的文学类范本总体合理，相对科学，应该感谢和肯定。90后诗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研究生李娜在发言中也以为，在学习中，“经典”的概念是频常出现的，写作需要前提性参照系，经典的存在体现文学的核心力量，相信经典是一个辨析经典的过程，也是一种自觉、自律与自信过程。这当然也是一条自我充实与多感交集兼有的复杂心路。正如阳正午所言，经典让人仰望，也让人“绝望”，但终归给人带来不盲目的希望。 　　80后诗人青戊、王宗等及与会诗人还就其他相关话题进行了交流。如相对小说而言，诗歌文体的特殊性会否更多地影响它成为经典的可能？传播面与度和新经典塑造的关系？外国经典与中国特色经典树立的差异等。临时未能参会的评论家、贵州大学教授刘剑、评论家、贵州省核心专家颜同林等提供了书面发言。 　　在题为《文学传统与中国新诗的经典化建构》发言中颜同林指出，对于中国新诗，直面“经典”的难题不可避免。书写、评价一个时代的诗史，“经典”自然而然是最先进入视野的对象。新诗经典与文学传统的接续一脉相承，后来者观察世界的方式、语言方式的不同，使其能稳中有变，变中有常，常中有新。每个诗人都是历史的中间物，他认为，重视“经典”也是对“自我”的重视，很有意义。 　　赵卫峰在发言中说，谈及“经典”，也是说何为好诗的常态式问题；诗歌经典当然由“古今中外”构成，而约定俗成的印象总是今不如昔，中不及西，人们通常认可的中国“经典诗歌”往往等同于“古典诗词”，这些现象是值得探究的。曾有论者批评中国诗人存在功利主义的处世和写作态度，主要表现是为文学史写作、为汉学家写作及英语读者写作，赵卫峰认为其实更常见的是普遍的献媚式写作，既媚俗又媚雅，更媚“体制”需求与要求。这种规定性写作、安全写作、发表体式写作，长期影响和制约了文学写作与文学阅读的气象和格局。“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也许当下这代人都无法写就经典的诗作，成为经典的诗人，但对‘经典’这个话题保持关注和思考是持续必要的”。 　　如今时空，当我们从怀疑与深思、自在与休闲中抬头，总有种“自我”的模糊感、被丢失感。而环顾分行文字之外的小说和影视音体美摄等文艺门类……会发现经典性的事物当然可以不是、不仅是诗歌的，但经典性的事物正如“经典”这个词肯定是诗性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儿谈及这貌似大而空的话题；也是为了认识和不丢失自己”。